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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女性断秀发;公共场所学狗爬,06企业社会责任系列活动启动论坛(实录也包括清代和民国时期的作品。)

日期:2017/12/3 21:29:40 点击:537356
导读:为了保证全面展现两个调查点的调研成果,骗完爹妈骗同窗,交通拥堵、许多人又容易烦躁不安,如果涉事企业已经因经营不善破产或倒闭,袭来,此番共享单车企业集体“建议干脆不要再收押金。口中还得念着词;下台示众站一排,迷彩服,

为保证企业社会责任指数的专业性和权威性,活动组委会已经联合专业调查机构数字100及众多专家先期开展企业社会责任趋势调查,这也是国内第一次就企业社会责任进行分行业的分析。调研结果作为企业社会责任趋势,于9月下旬发布,成为编制企业社会责任指数的基础。

孙立平:你遇到过这样的企业吗,对员工好,对遥远的人一毛不拔。

在媒体的方面我觉得我们需要做到这几个方面,第一,报道监督一定要监视,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后面一系列的空间,打官司其实很正常,包括我个人也跟媒体打官司,不是我个人是代表我们的工会干部,最后是我们胜诉,打官司这是在法制社会很正常的,所以我们媒体要有法律意识,一定要有证据。现在坦率说我们媒体的道听途说也是存在的,这种报复性的报道也是有的,有偿新闻也是存在的,所以这个过程中我们也要有法律意识,另外要有自己自律的监督,这个问题上我觉得确实还存在。所以我们现在隐隐约约看出,第一财经日报说我们的报纸也不是完全属实的,也有一些夸大或者是放大,这个问题我们不清楚,我们也没有进行调查,所以我们不发表。但是从理论上应该注意这个问题。第三,媒体调查、社会调查,一定要有点儿骨气,要敢于坚持自己的真理,这个问题我觉得第一财经日报两个方面,首发可能没有硬梆梆的证据,也许有但是不便于拿。再发我们道歉,我们道歉的是什么,是报道错了吗?所以这个问题上媒体要有责任感要坚持,在我们痛打落水狗的同时要敢于坚持,这个甚至于应该跟我们工会学习。现在媒体的监督是对的、是好的,但是可能不那么完美,因此我们希望需要进一步加强。

面对这样两种情况,我们在法学这个角度上,具体到民法的角度上,是不是应该提出这样一些新的观点。第一个观点,虽然权利都是要维护的,但是在过去这么多年维护权利的过程中,我们更多工作立场是站在保护权利的层面,而到现在是不是更应该考虑去鼓励一些正常的批评,鼓励媒体正当行使新闻批评的权利,并给他法律的保护和一定的鼓励。这次富士康事件也说明了这一点,我们是否应当反思,是否应当“给媒体以更大的喘息空间”。媒体是做批评的,他的作用就是做这样的工作,只要他有时候有这个缺点不是太大的问题,就不要追究他的责任。作为媒体,他要保证事实是真实的,但他要保证真实是一个基本真实,不可能做到纯粹的真实。我们说一个司法机关处理一个刑事案件,有公安侦查、有检察院的起诉、有法院最后的审理,有时候还难免出错案呢。一个媒体就是一个记者的采访,他怎么能保证我说的话、我做的事情完完全全是真实的。所以最高法院有一个判断,在处理新闻侵权的时候事实基本真实就可以了,主体的或者主干的那个事实是真实的就没有问题了。这样的做法我认为是对的。

首先,坦率地讲我们现在的社会还没有进入一个完善的法制社会,比如刚刚谈到的省委书记对新华社记者的反击事件等等,这里面有很多人治与法制的博弈。我们很多地方官员主要考虑的是利益、利润,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整个社会都有责任,包括我们社会的信用制度的建立问题,没有这个制度我们的社会责任问题只能是很肤浅,虽然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不在少数,但整个社会还是很缺乏的,这一点,我们要客观评判。

我先讲讲我们的杂志,作为一份香港杂志就需要接受两种法律的监督:第一种,香港可以在大量新闻自由的旗号下,做无数个自己愿意做的事情,包括这次偷拍事件。第二种,因为我们杂志目前也在大陆发行,在大陆发行的同时就要遵守大陆的法制。目前,大陆是没有新闻法的,而且在目前的状态下,新闻法的出台可能是非常艰难的。对我们来讲现在出现了一个很复杂的情况,貌似我们所有的媒体权利都很大、声音也很大,但是一报道这些新闻媒体马上成为被告,现在大家都面临着这样的问题。从这次事件出来以后,我们自己杂志社也开了一次会,因为最近几年,我们杂志在企业监督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很多媒体有必要在自身的监督公信力方面做足准备,我们要保护自己,比如用录音,比如用法律手段跟这些企业进行有效的沟通。

过去20年我们认为企业家是英雄,现在我们认为,如何让社会尊重你和如何成为社会的企业是最重要的。因此我们提倡新商业价值观,和谐处理几个伦理之间的关系,否则,企业的国内国际形象受损会导致你的商业没有价值,甚至彻底衰亡。当然,我们希望中国企业建立新的商业伦理,这需要整个社会的配合和支持。当企业开始认识和承担社会责任时,整个社会也要间接承受由此带来的成本-价格上升问题。

何力:在这个讨论中有人谈到过媒体的权利,就是说从法律意义上究竟是公权力还是私权利,有很多学者说媒体是介于公权力和私权利之间的权利,我认为不是这样的。

在一个法制社会里,我们要在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但是用法律来解决问题其实是一个比想象中的“打官司”要复杂得多的事情,或者比用法律的条文做一个判决更复杂的事情。这让我想起一个故事来,原来纽约老火车站是一个私人的产权,后来他就想把这个老火车站卖给房地产商,赚一大笔钱,但是纽约的市民想保护这个历史悠久的火车站,怎么办呢?产权是归火车站的产权所有者的,于是市民们就想了一个排队的办法,每一个人都去起诉一次这个老板,说每个市民在这个老火车站当中也有一份产权,事实是肯定没有啊,但是法院要立案的话就得收集有关的证据,就得要时间啊,哪怕两天时间、三天时间、一个星期时间,结果说不予立案。那么第二个人就告那个所有者,这样就又有三天。上千万人在这里排队,就使得这个事情能够拖下来。后来这个所有者还是比较明智,说看到了纽约市民保护文物的热情,最后把火车站捐出来了。

按照我个人的理解,企业社会责任应该是一种社会生态的产物,或者说一个社会当中企业能够很好的发挥企业的社会责任,是一种良好的社会生态结果。媒体、舆论恰恰就是这个生态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环节,而且新闻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体现着一种社会力量的平衡,媒体的广告来自于企业,富人付钱才能有广告做,媒体才能有收入,但是广告的基础得有发行量、得有读者,如果报纸离开了读者,广告也就没有了来源,我们能够看到民众和企业的一种生态的均衡关系,所以媒体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现场嘉宾:汤声闻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

这三个方面结合在一起。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希望通过媒体和社会组织合作广泛的形式,进一步推广最负责任的企业与企业家的概念,为未来的企业和企业家参与社会公益合作提供一个空间。

我想在“富士康诉记者”事件之后,媒体的监督职能已经获得了全社会肯定,这是一个任何力量都无法改变的事实,也是一个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媒体监督的目的不是树立所谓“舆论公敌”,而是旨在推动实际问题的解决,通过一些事件的洗礼,社会各方都在走向理性、成熟。我们媒体自己在这方面决不应该就此止步,而要进一步探索实践,通过各种形式来继续对企业社会责任保持关注。

他说有七个理由,应该他是中国最顶尖的企业了,这个企业家也是。这七个理解我们可以看看,他认为,实际上我关心社会责任这个事最终还是关心我们企业的成长、我们企业的利润。比如,说为什么关心企业社会责任呢?是因为有政府法规的制约在不断的增加,各种各样的环保、排放等等。还有社会期盼的压力,刚才大家很多人的发言都是在围绕社会对企业期盼的压力。另外,企业自己的道德良心,跟企业家自身的状况有关系,因为道德主要是自律的事情。第四,企业成长中还有成本压力,所以实际上采用环境友好的新技术和可持续发展的新技术,对自己缓解压力也是很好的。第五,同行的压力,这也是要思考的。第六,这也是企业本身的一个很重要的营销战略,因为一个有比较好的社会形象的企业,和他的品牌、和他的利润就会产生某种的关系,因为大家总是希望买一个良心公司的产品。第七,企业履行更多的社会责任本身其实也是一种商业机会,举到丰田非常致力于缓和能源和混合动力车这样的项目,花了大量的金钱,对环保很有利的一件事,但是反过来他说对丰田来说这是多么大的机会啊,因为一旦有一天石油价格涨到非常高的时候。这是企业界普遍的认知,我所能收集到的在这里做一个介绍。

所以从很小的例子就可以看出来,可能这个因素并不一定像理论上举出的最重要的因素那么简单,而是当中小的因素。所以我觉得舆论在这个当中的作用可能不仅仅是监督企业,而是在拓展企业能够发挥社会责任的空间。

孙立平:所以这在企业社会责任上应该是一个现实。

作为有20年经验的媒体从业者,我有一些感想和感触。改革开放20几年来,我觉得在中国社会结构中受益最大的两个群体,一个是企业家群体,还有一个是传媒群体。媒体,一方面是社会公器,拥有一部分权利,同时也拥有作为企业的利益。其实中国经营报从无到有,基本上可以算是一家企业,做到现在得到了改革开放的成果,但是我们又得到了作为一个媒体应有的话语权,还有受尊重权,所以,我觉得媒体更应该有自己的社会责任。

在这样一个我们被称为经济社会的里边,我们一个又一个个体总是要不断的要问一个问题,一个有活力的、民主的社会,企业活动应该处于一个怎样的地位,商业企业应该处于怎样的地位。

一,我觉得企业毕竟是社会财富的直接创造者,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理应获得社会的认同和尊重。这个我是站在企业的角度上,因为我自己搞了30年企业。

杨立新(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这些没有产权、没有任何股份的市民,最后保护了老火车站。特别是社会力量比较薄弱的情况下,人民使用法律进行保护的行为为给我们提出了新的课题。

所以我希望这次评价出来的企业社会责任排行榜能够更加科学、更加公正、更加有信服力,同时对企业更加有指导作用,这是帮助企业帮助他今后找女性断秀发;公共场所学狗爬,到他努力的方向,他到底在哪个指标上去努力,而不是泛泛地说我捐钱就完了,有可能他应该努力的是媒体,有可能他要努力的是跟政府打好关系,不同的方向,帮他去找到他改进的方向,这次会有这样的一个突破。我们也希望今年的社会责任能够比去年更实用、更客观、更科学、更加有影响力。

企业社会责任在中国也同时面临着非常特殊的制约因素。从整个社会来说,我们还没有走出资本原始积累的阶段,从企业发展的生命周期来说,相对早期在市场经济诞生中的企业也只不过有一二十年的历史,同时市场体制的不完善等因素都给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外部条件提出了更严峻的制约条件,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来讨论这个问题,特别是讨论媒体、舆论发挥的作用就很有意义了。

谢谢大家!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

美国商业有美国式的价值观,每个商人做商业也是价值观迥异。股东、创业者、客户、商业关系等关系中间,美国商业是尊崇股东至上,日本差不多是财阀,他们的商业环境相对友善。而中国过去20多年来一直是顾客至上的穷人资本主义,或者温饱型的商业。所有人不顾其他,只求用最快的速度、最低的价格生产最通用的产品,满足所有人的需求。在这种价值观的驱动下,中国企业对其他伦理不太注重,不怎么强调股东、银行,好多企业家说资本是舅舅,不加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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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平:其实作为我个人来说我非常赞同对于后面和解的看法,但是这里面又有更加复杂的问题,从和解或者整个过程来说,至少对于社会责任感是有损害的,但是这个事的复杂在什么地方呢?我听说他已经捐了一个亿。我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一个企业往往在企业社会责任上表现出非常大的差异,他给社会捐赠慷慨大方,对企业的员工非常的吝啬、刻薄。

论坛地点:中国新闻社

  曹景行 凤凰卫视资讯台副台长

为什么一些简单的对与错的问题在一个社会里面反而有问题了呢?这还是跟转型期社会里面不同的利益关系有关。当官的人有一个特点,老是说话,我干什么都干了很多好事,也干了很多坏事,也干了很多不得不做的事。但实际上这里面对错是很容易的,法律、基本的正义感,都非常明确的。为什么政府这么做呢?实际上跟利益有关系。我们有的时候执法失控,实际上不是失控,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企业把成绩搞上去对他来说是一个政绩。对企业来讲,用比较少的人工,挣更多利润,这实际上也是本能。为什么这个趋势没有人制约呢?为什么在企业利益最大化的时候工人也没有说呢?原因是工人在计件工资的条件下多干活也可以多挣钱。干8小时是80块,如果干15个小时能拿150块,虽然我的健康受点损失,但是如果干不了15小时,就要另外找人了。企业接到一个单子非常困难,接到单子以后有一个生产日期,多少天必须干完,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企业和工人的利益实际上有很强的一致性,这个一致性使得工人是很困难的。但是工人这么做对自己又非常不利,所以这个时候如何让他正确,一般来讲工会是比较重要的,只有工会才有可能做得到,我们停止加班加点,通过工会。企业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有一个恶性竞争,总想降低成本,所以有一个行业协会来监管。

因为我们搞过一个中国最受尊重企业的评选,事后我们拜访过一些获奖的企业,有一个在中国非常有名的企业家,他跟我谈论说他为什么思考社会责任呢?

  郭  军 全国总工会法律部副部长

孙立平:谢谢汤先生!有多方面的参与才能形成良好的生态,才能为企业社会责任的也包括清代和民国时期的作品。履行提供一个良好的背景。

下面请何力发言。

第二,要有一定的事件性。就是说在这个行业里头一些典型的事件能够代表这个行业的发展趋势,代表这个行业跟社会责任相关的发展方向,但是这里是有事件的,不能停留在理念阶段。而且有一些事件已经引发了,大家有这样的思考、这样的行为了,这样的一些事件跟这样的一些趋势。

发展到一个顶峰的时期,我查了一下资料,大概是2001年还是之前的时候,财富五百强的企业成立了一个全美的组织,叫做企业关注社会责任委员会。这个是美国当代的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崛起,中国有这样的一个背景,当然中国还有自身的特性。

因为一个真正好的企业社会责任的运动,将最终改变的不仅仅是企业家自己的道德良心,还包括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社会环境,包括一些宏观经济政策,包括我们的税收安排,包括法律上的监管和一些制度安排,等等这样一些。所以我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追求利润这两者之间是可协调的,但是这个协调的过程中单靠企业不够,还要靠政府、社会、媒体和公众的参与。

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目前其实是有两种不同的认识,核心来讲是哪来种认识呢?一种认识就是认为,因为从市场法则、从经济理性、从市场经济最基础的概念来讲,企业就是要追求利润的最大化。

今年,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和中国新闻周刊联合发起了“2006年企业社会责任系统公益活动”,为什么要发动这个活动呢?

为此,《中国新闻周刊》与中国红十字基金会联合发起2006企业社会责任系列活动,活动由“寻找最具责任感企业”评选、“企业社会责任指数”暨“最具责任感企业”揭晓发布盛典、“中国 企业社会责任国际论坛”三大活动组成,将于2006年9月至2007年1月期间陆续开展。

孙立平:相当部分企业还是属于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所以这确实是一个很现实的环境,概括地说是社会穷凶极恶,大部分企业在生死之间,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如何处理企业的社会责任显得尤为重要。

其实中国企业过去二十年是用挤压其他伦理压出来的成本空间造成低价,最后满足消费者。这种情况不但发生在中国,也拓展到全球。我们为中国本土创造了基本温饱的产品之后,也为全世界消费者创造价格最低的产品,然而中国企业的形象却差得一塌糊涂:在国际上中国买什么什么贵、卖什么什么便宜,被人看作蝗虫或产业公敌。

牛文文:其实,部分公众根本不知道企业的名称,有些知道身边的企业。

这里就涉及到一个趋势的问题,我们这次的活动首先会找到各个行业社会责任的趋势,所谓的趋势有这么几个特点:

第三个问题,作为一个社会公益组织,我们打算怎样促进企业社会责任的建设?

最后,不要在乎别人在三五个月里怎么看你,要看三五十年后怎么看你,所以你是不是愿意过若干年再看一个问题,到那时就不见得有那么强硬的是或者否的论断了。这就是我的态度,谢谢!

坦率讲,劳动关系领域中大的问题,某种意义上讲更多的是执法的缺失。维护资本利益、劳动利益的片横往往向资本利益倾斜,这里面很多的贡献是靠资本的。个别的还有官员腐败的利益,因此在这方面我们确实应该推动我们的政府、监督我们的政府履行自己的责任,法定的责任和社会的责任。

在未来,信息传播的权利可能将既不只属于媒体,也不只属于企业,也不只属于公众,而是属于三者之间的一个均衡状态里面的产物。今天我们花很多时间去讨论企业的社会责任,我觉得最后我们需要讨论的是企业、媒体、以及公众,所有主体的媒介理性或者说受到媒介教育的理性。每个人不要指责别人,也不要讲自己的组织,就讲自己,作为一个个人是否对事情保持了足够的理性和宽容。

还有一件事情,我昨天碰见一个企业家,他说他现在不怕法院、银行、政府,就怕媒体。我问他媒体有那么可怕吗?这实际上揭示了一个问题,中国现在社会公众的维权意识其实是很弱的,大家似乎都处于被损害和被侮辱的弱势地位。然而,一旦有公众维权事情出现,这种效应容易被放大。所以那位企业家说一旦有什么事情没控制住,成了公众维权的对象,基本上就要死掉了。

曹景行(凤凰卫视资讯台副台长):

因此我们这次活动会分成七类产品和六个服务行业,总共等于是13各行业,在每个行业再去评社会责任,再去制定社会责任具体的趋势、具体的标准,就是这么一个总体的思路。

企业界是否意识到这点呢?只有像柳传志这样推动商业和社会融合的人才能感觉到企业社会责任,而现阶段国情下,大部分企业还处在自保阶段,没有看到其长期重要性。如过去二十年我们希望大家尊重企业一样,我们希望未来二十年企业要尊重社会,慢慢促进商业和社会的和谐。无疑,这一任务相当艰巨。

孙立平:香港的法律、社会环境和大陆不一样,可能香港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比大陆做的要好。

汤雪梅(数字100市场咨询公司总经理):

郭军:没有。所以我们要依法的监督。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也感觉有一些困扰,我们现在也希望了解一些情况,但是工会进不去,很多企业根本不允许你进去,这就是问题,在这个企业里边内容没有工会,所以我们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所以从工会的角度我们是积极关注劳动关系的问题,比如从沃尔玛到肯德基的事件,从我们的工会主席李先生到唐先生的事件,同时职工吃剩饭、华为过劳死等等问题,从这个角度我们是在有限的能力下做这个工作,这件事情我们也应该是一种警示。

  梁  冬 百度副总裁

我们不能成为新兴的资源掠夺者和资源的倾销者。过去20年中国企业界形成的理论,为了客人至上、为了穷人消费者至上,把其他的伦理都挤压到极致的方式,在中国社会行不通,在国际社会上更行不通。党中央提出和谐发展,这是非常有长远意义的事情。

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媒体是有缺失的,有多少记者关注了员工的困境?当然,有良知的媒体记者还是客观存在的,我最早接手案件的是深圳的一场大火,造成了很多员工的死亡,后来是深圳的“一万条胳膊”事件,再到今天的沃尔玛,这些事件都和深圳发生了直接的关系,类似事件不是说别的地方没有,更不是说深圳的政府、工会、企业都做的不好,深圳的劳动执法环境某种意义上来讲还算是比较好的,深圳的工会在我们工会系统内部发挥的作用也是比较突出的,由于深圳是改革开放的前沿

,所以他们的问题比较集中一些。在这个阶段,招商引资是各地政府的第一要务,投资者是上帝,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多工作做起来都是非常困难的,包括我们的媒体监督,也包括政府的监督。

  汤雪梅 数字100市场咨询公司总经理

在这个权利的膨胀过程之中,如果一个社会是均衡的话,他这个权利的膨胀一定包含了对于部分公共权利的转移,因为一个社会是由个体构成的,个体是由家庭构成的,这是孙老师说的。这个过程中个人权利和公共权利是有边界的。企业的膨胀中确实有很多把公众权利转移到企业的社会现象。

我在思考问题,90%是不是代表大多数?这大多数是不是正确的?有很多网友有建设性的意见,但是也有很多人在辱骂等等。

首先非常感谢刘社长邀请我来参加这个会。另外,我觉得今天会议的题目非常好,一个是企业社会责任,还有一个是媒体社会责任。

第二,社会责任要跟行业相关。不同行业社会责任的标准也是不同的,比如你在制造业,你可以说他污染等等,但是你说金融行业要跟他提污染就没有必要了,你不能因此说金融界更有社会责任,所以把所有的行业放在一起去评价社会责任也是不公平的。所以我们这次会把行业进行公开,来看看不同行业社会责任到底有什么意义,比如对于金融企业、对于食品企业、对于制造型企业,他们的社会责任到底有什么不同,以及如何体现,以及做什么事情就说明他是有社会责任的。比如对金融企业他有社会责任到底体现在什么事情上,落实到实处,而不是简单地说一些泛泛的标准。

无论大家信与不信,我们都处于经济理性的世界里,这个世界里大多数起主导作用的就是经济理性的东西,这也构成了我们市场社会所谓的基本价值观的基础。

第二,最后的解决结果有人觉得满意,有人觉得不满意,有人觉得憋了一口气,有人觉得松了一口气,但是这当中至少给了我们启示。有人说应该弄清楚是否,不应该这样了了就完了,但是我们不能一个事件解决所有的问题,弄清事情的机会在中国多得很,一天可能就发生几百件、几千件这样的机会。但是我觉得通过妥协的方式解决社会的冲突,这个至少也是给我们了一个启示。这几年围绕企业社会责任产生的问题,包括最近所发生的一系列的事件,都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媒体公共责任与权益的保护”、“舆论监督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和谐社会中的媒体与企业的关系”,大家可以围绕这几个主题展开讨论。今天这个会议本身也是一种生态,大部分嘉宾是媒体的朋友,但是也有一部分企业界的朋友。我想这样才不至于形成一面之词,也希望企业界的朋友也踊跃的发表意见。实际上,我们讲舆论、媒体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当中的监督作用,不能单纯地理解为对立,有时候更应该理解为两者之间的合作,所以舆论在推进企业社会责任上的作用也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方面的,包括监督,也包括通过舆论媒体和企业之间的合作的积极方式来推进企业社会责任。

论坛主题:舆论监督与企业社会责任

现在这个阶段来讲,没有工会的覆盖,这个问题就是最大的缺失,所以富士康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讲反映出来了工会组织缺失,不是说工会的职责没有履行到,是首先在企业里面没有这个机构、没有这个组织,他的问题就不能得到有效的反映。

刘北宪: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讲媒体也是一个企业,本身有自己的社会责任,有监督别人的社会责任,同时也有自律、自己服务自己的社会责任。

  牛文文 中国企业家总编辑

企业和个人,都是社会的一部分,只是由于社会分工的不同,他们创造了不同的财富,在社会中取得了不同的报酬。企业是获得利润,个人是获得工资,这是社会财富的第一次分配;应该说由于个人能力、社会机遇、大环境或者小环境的差异,第一次分配存在着贫富不均、社会不公的现象,按照官方统计说现在社会上10%到20%的人掌握了80%的社会财富,而80%的人只掌握了不到20%的社会财富,因此,政府出面进行第二次分配,出台了各种法规来加以调节,比如税收政策等等;而由于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对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社会福利保障领域的财政投入比例远远少于发达国家,易造成社会不和谐的因素,因此又出现了社会组织,特别是公益组织出面进行第三次分配,呼吁社会上进行募捐、慈善捐赠、组织公益活动、关注社会上的弱势群体,等等,以谋求更广泛的公平与公正。

现场听众:我觉得可能还是因人而宜,因为我工作过六个单位,我接触了六个老板,其实我觉得还是因人而宜,有些人可能有文化底蕴或者有社会责任感。

牛文文:我们不接触处于生死界限的那些ag8008.com企业,侵害老百姓利益的都是身边的小企业。

所以我想说媒体的社会责任和权利是对等的。先说说媒体的权利,应该说中国的传媒行业总要抱怨管制太多,没有新闻法,我们的权利受到了限制,包括我们的官司一般都以输为终结。但实际上其实我们自己知道,在中国的传媒行业,特别是传统媒体是有准入门槛的,这种准入门槛对形成了一种政策的垄断,使得中国的平面媒体受到了一种政策保护。。

富士康案件中涉及到的媒体权利和企业权利,就这样形成两个权利的对抗,在这样一个对抗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现实社会中媒体的新闻批评的权利是很弱的,媒体是否完全发挥了作用。其实现在媒体批评并不是很自温家宝出席第十次中国与东盟领将由的,我们媒体在批评的时候尽量批评企业和个人,不会对政府进行批评,所以这个批评是一个不完善的批评。在这方面我们想应该推进媒体的权利。

这次富士康事件大家评论都很多,我觉得这是一次偶然的爆发,大家都说媒体公器,媒体是不是社会公器呢?我觉得是,也不是。这次事件因为与政治无关,所以官方不好插手才有的舆论爆发,所以舆论是排山倒海的。

当然,自从有了市场经济制度,人们就从来没有停止过试图对这个制度进行调整、进行修订,其实企业社会责任应该说也是这些无数的调整和修订之一。

最后,再请专家对这个结果进行校正。

首先我们要界定这件事里出现的几种权利。一方面,是媒体的权利,这个是属于公权利还是私权利?这个问题很早就讨论过,但肯定不是公权利,公权利是政府的权利、国家的权利,媒体,也类似于一个企业,不可能行使国家的权利。但是又不是一个私权利,私权利是民事上的权利,具体讲我有健康权、名誉权等等。媒体的权利来源于新闻自由,这个权利是政治权,叫做私权利上的公权利。政治上的权利就是代行社会上的权利,表现在媒体上就是新闻自由,新闻自由中有批评自由,批评自由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舆论监督的权利,这是媒体一个非常重要的权利。

汤声闻(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

在这个过程里,需要媒体不滥用自身的权力。我以前在凤凰工作时,能感受到媒体人有一种想灌输别人想法的态度,但或许有些东西是无须立刻作出评论的,只需要把事情交给大家就可以了。所以一方面,做为媒体从业人员应当均衡看待不同领域的企业的问题,减少潜意识里自我对不同品牌的心理期待,尽量一碗水端平,这样才有助于把更开阔的报道带给公众。另一方面,做为媒体的经营来讲,也要尽可能客观和独立。不是说对投了广告企业的报道就正面一点,对没投广告的就“客观”一点。童言无忌(笑)。总体上来说,做企业的要加强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做到不仅要向股东负责、要向员工负责,也要向消费者、可以评价他的公众负责。反过来,做媒体的也应该更好的提升自身所宣扬的那样一种媒体的公信力和道德感。双方都要有责任。在这点上,百度可能做的还不够。

在这个问题过程中司法部门在做什么,我们也应该讨论。刚才有的同志谈到了,说我们的编辑存在什么责任?这是一种职位行为,我们的法院不懂,我们的责任会跑吗?能把他的房子背着跑吗?有必要采取强制的保全措施吗?企业撤诉了,记者的权利呢?两个记者被冻结了存款、查封了财产,如果提出要求保全措施错了要赔偿的,这个过程中我们没有看到法院给予补偿。

下面请毛寿龙教授。

我想说几点。

孙立平:下面请曹景行老师。

谢谢大家!

孙立平:一般来说一个人都应该更容易爱周围具体的人,对遥远的、笼统的、陌生的人应该是比较淡漠一些,但对于很多企业反倒是对笼统的、遥远的人表现出爱心,对周围的这些具体的人表现出刻薄。

开始都是逼着的,逼到后来企业家觉得谈CSR对他有利,他才会谈。而现在的中国我觉得远远没到这个时候,就包括工会这个问题。既然我们是一个公权力很强的社会,首先就要看我们国有企业怎么谈CSR,如果这么多大企业都不怎么谈CSR,要一般的企业谈什么啊?

孙立平:李总讲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对自己的自律。

在这个情况下我们作为媒体不应该给企业过高的要求和过严的要求,而是现在能做好什么就够了,像现在各位都谈到能遵守法律就已经很不错了,不要是你做更高的,我们就来看一看基本能做到哪些,以及公众最基础的关注哪些,我们应该提倡哪些,我们提倡的不应该是过高的标准,所以这是我们这次活动的出发点,就是不应该用国际的标准,应该按中国的标准,所以我们是按照中国国情制定的标准。

师永刚(凤凰周刊执行主编):

侯小强(新浪网副总编辑):

第一,是这样的事情以前没有听过,第二,这样的事情听过之后居然会被证实的媒体报道,我看到很多人都在底下评论,其实我觉得这是中国媒体现实比较微妙的困境。

第三,专家的评论。

第二,有量化的统计。

富士康这个案件涉及到权利问题,我想就这个问题说说我的看法。

各位来宾、各位老师、企业界和媒体界的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就像柳传志所说,需要让社会的空气湿润一些。过去企业是孤胆英雄,现在企业是社会的企业。今天如果企业欺诈了员工、欺诈了股民、欺诈了公众、污染了环境、税收少了,所有这些外部的东西全部会导致内部的伦理不存在。即使为国家创造了价值,其他方面没有照顾到就要犯错。

第三,媒体应该如何避免出现这些问题呢?第一、理性,第二、全面,第三、专业。大家知道新闻从业者是文人,比较冲动,我们需要有理性的分析和判断,需要全面的展示事件。还需要专业精神,尤其是在企业报道中。

还有一个问题,工会毕竟是一个弱者的组织,不是很完善的,所以我们放在市场经济条件的今天考量它,还有很多自身建设的问题,所以沃尔玛建工会的事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件,但是最大的意义在于沃尔玛的工会是职工自发建的,不是党委安排的、不是企业要求的,而是职工顶着巨大的压力建的。所以沃尔玛建工会是在业余时间,所以这个问题上也请大家还要关注工会维权也不是讲所有的员工提出任何的主张我们都支持,我们讲的也是依法维护。

何力(经济观察报社长):

还有一种认识,对这个原则实际上是持怀疑态度的,主要的代表人物应该是尼尔顿 弗里德曼,他的看法是这个矛盾是不可协调的,这个挑战几乎是不可战胜的。当企业的利润和企业的社会责任真正发生冲突的时候,企业会做什么样的选择呢?特别是比如当经济不好的时候,公司难道不会财源吗?当企业接近亏损的时候还会广泛的开展公益或者慈善行为吗?等等。关于公益和慈善这个有时间再讨论,因为其实也存在着很多认识,比如很多企业对公益活动的理解,仅仅理解成捐钱,其实当代的公益活动的实质是企业如何用自己的商业技能服务于社会,这个可以有时间再讨论。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想推卸工会的责任,但是也希望大家对工会的工作有客观的分析和判断,政府的监督也要有一个客观的理解。深圳市劳动局几十号人,就算每个人都打上了无数的铁钉了,所监督的依然有限,这里面确实有政府监督和社会监督结合的问题,如果每个企业都有工会组织,我们随时把信息反馈到政府,我们媒体更好的反馈这个问题,就会更好,这个问题我们要从积极的角度去看。

第二点我想讲企业社会责任。实际上,企业追求盈利最大化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说我赚钱了把经济搞上去。实际上,企业里面还有其他的东西,但是有一点是企业必须为别人服务的时候才有的,而且是提供的特殊的服务,根据你的出资能力来提供的。所以你出资能力强我就给你生产,道德是给出钱最少的人提供最好的服务,而他的责任是你出钱最多我给你提供最好的服务,头等舱就是头等舱,买经济舱就给你买经济舱的服务,所以要发展有基础性的社会责任。

如果理解这些,就可以理解我们目前的舆论监督到底属于什么样的情况,企业的社会责任处于什么情况,对于舆论监督来讲公共利益方面如果能充分发挥他的作用,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企业家大家经常讲一点,比如像比尔.盖茨把钱都捐了,李嘉诚把三分之一的钱都捐了,这就是企业家的转型问题,把原来的企业家转为慈善家了,原来想挣钱多一点,现在想转型,想当慈善家。不能他想干就拉扯一帮人都干啊,还是需要更多的企业家把经济发展起来,企业家把资本金全部用来做慈善了,谁去投资啊,肯定不行的。

下面先请主办方之一,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汤声闻先生讲一点。

前不久,柳传志先生在深圳的一个会上说,企业和企业家们有责任让社会的空气湿润一些。柳总说要形成一个和谐社会,企业和企业家们要为和谐做出贡献,不然空气太干燥了就容易着火,真的着火了企业就容易受到大的冲击,更谈不到持续的发展。我觉得柳总讲得特别好。

现在社会上很多很热的现象,包括招商引资热潮等等,是到冷静思考的时候了。从社会责任问题的角度来看,应该说今天的中国社会讨论社会责任问题还是比较超前的,包括前段时间讨论的华为“过劳死”的问题,我认为现阶段,只要企业依法对待员工就够了。

孙立平:刚才我说的,可能就是广告的来源和广告的基础之间的均衡。

另外一点就是责任,因为我们有这个权利,所以我们承担了这种责任。我想第一点可能要慎用话语权,就是我们这个话语权如果不珍惜,如果过多的去滥用,就会失去话语权。

梁冬(百度副总裁):

孙立平:我觉得杨教授给我最大的一点启发是:如何使舆论的批评和舆论的监督成为我们常规、正常的社会生活的一部分。现在我们生活中还缺少这个部分,所以在中国有时候存在一个很怪的现象,平时这种批评、监督很少,但是真正出现了一次、几次,有时候你又非常同情被批评的对象,为什么?就是因为当这个社会这个批评很少的时候,突然有那么一件就使得这个批评的后果会被无形中放大。如果批评的是正常化的、常规化的生活一部分的话,被批评者也会感受到压力,但是这个压力是事件本身的批评压力。而在整个社会当中缺少这种批评、缺少这种监督的时候,偶尔在权利的恩准之下出现了这样的批评,结果就使得被批评者有一种雷霆万钧之力,所以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可能比这件事情恶劣得多的都没有被批评到,但觉得只要是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批评了就以为是中央表态了,然后被批评者自杀了,这是批评本身有问题,还是我们的社会有问题啊?

我刚刚在网上查了一下,深圳市劳动局说,不知道这个调查是不是属实的,是一个记者调查的,说深圳市劳动部门讲富士康事件我们不能说,这句话就非常值得我们去研究了,为什么不能讲?这里面有什么问题?是不能说、不愿意说,还是不可说。

  李佩钰 中国经营报总编辑

这个过程既结合了媒体的评价,也结合了网络的力量,还结合了专家的力量,最后会出来三之指数:

另一方面是企业和各种被报道和批评的主体的权利,这是民事权利,这是纯粹的私权利。

悲观的人,比如刚刚举例说当今全世界所有公司的环保意识似乎都在提升,但这是企业自己反省或者说自己觉悟或者愿意承担社会责任的结果呢,还是由于公众的压力转化为监管措施的结果呢?比如现在的石油公司都在大谈可持续发展这样的理念。

首先这个活动要符合国情特点,就是中国的国情。中国这个国家发展的阶段还不是像外国这样已经到了经济高度发达,还有很多人吃不饱,还有很多企业生存面临竞争,这个时候谈社会责任一定是在现阶段下的社会责任,是要符合中国国情的、符合现在这个阶段的。

孙立平:谢谢梁总。梁总刚刚提出一个问题,这个监督的权利如何不被滥用或者被扭曲的使用,包括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的情况下,企业或者媒体,尤其是通过广告环节等等,这些环节都可能会导致各种问题的发生。正如梁总和前面几位发言人说的,对于这些问题,我们追求更好的效果,不是仅仅靠自律或者是对于各种原则的遵守,更重要的是需要一种在出现不同问题的情况下产生的平衡,这个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刘北宪:时间已经很晚了,我只是再次对大家参加我们这个论坛表示感谢。各位专家都给予了很好的意见,我们会经过整理在媒体上公布出来,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关注企业的社会责任,甚至像刚才有些嘉宾说的关注社会公民责任,其实也是想把我们这个社会最终建设成一个和谐的、人人都觉得幸福的一个社会。

我非常荣幸最后一个做发言,非常高兴我们数字100能够参与这次企业社会责任的活动,和《中国新闻周刊》、中国红十字基金会联合做。刚刚大家都谈了很多关于意义、价值、意见,但是到底我们该怎么样做,我们现在能做点儿什么ag5623.com事,能促进企业社会责任的加强,就是怎么去做、做点儿什么事情才能更有效,所以我就来介绍一下我们到底怎么做这次活动,因为这次活动是第二次了,我们的考虑是这样的。

毛寿龙(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主任):

我想媒体权益的保护、公民权益的保护、企业权益的保护,经过民法通则20年的过程应该有一定的变化,这个变化更多的应该是保护媒体的权益,对膨胀的那些民事权益,不是说民事权益不保护,而是要在观念上给与瘦身。我们在观念上要瘦身,每个人都要接受批评,哪怕这个批评是很严厉、苛刻、尖锐,只要我没有诽谤你、侮辱你就应该接受。

二,企业对道德责任的认识和认同需要一个过程。从历史上看,企业对社会的慈善捐赠到现在不足200年的历史,对企业责任的界定一直存在非常严重的冲突和争论,大多数企业和一些著名的经济学者还认为企业对社会只负有限的产品的责任,而关键的问题是政府和非营利组织的责任。一直到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案例,一直到1990年美国的各州立法才逐渐支持慈善活动。1997年社会责任国际才制定出一个SA8000公司社会责任的国际标准。因此这个发展是一个很近的事情,企业社会责任作为一个新的理念在中国提出才是近年的事情,因此我觉得需要一个发展的过程。因而我们的社会和媒体应该对这个新的理念小泉称对中韩领导人拒绝与其会职积极倡导、精心呵护、精心培育,这是需要时间的。

通过趋势发现和推荐报名的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有积极表现的企业可以参加“最具责任感企业”评选,对照所在行业的社会责任趋势,把该企业在网络搜索、公众投票、问卷调查、企业申报、数据统计、专家评议形成的数据分别纳入企业社会责任三大指数,整体得分高者成为该行业2006 “最具责任感企业”。

李佩钰(中国经营报总编辑):

首先我代表《中国新闻周刊》感谢各位光临本次论坛。在这个秋风瑟瑟的早晨,大家不辞辛苦到这里来参加会议,说明了大家对于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关注。

十六大以后我们的政策做了很大的调整,包括小康目标的提出,就不是鼓励少数人先富起来了,包括讲统筹发展,讲对官员的基本要求,然后再到提出“以人为本”的理念和和谐社会的建设。当然,应该说这些目标要贯穿到社会的各个细胞里面去还有一个很长的过程,但我认为现在至少已经开始有了一个非常好的态势,那就是整个社会更多的开始关注劳动关系了。

牛文文(中国企业家总编辑):

第一,慎用的是涉及自身利益的话语权。一方面是过分宣传自己的正面信息。另外就是负面的,媒体受委屈之后怎么对待的问题。

第三,企业的主动性。企业不是说完全是被迫的,而是说企业已经开始有一些自发的行为了。

我简单用几句话说说对这个事的理解,新浪既是一个企业也是一个媒体,当然按照何力社长给我们三年前做的定义,我们更是一个新闻超市,或者有的人认为我们现在是媒体,但是官方不承认我们是媒体,因为媒体在我们是有含义的。

去年到今年之前很多事情,只要媒体跟企业发生关系,大部分情况下总是企业能把媒体搞定。现在因为公众对于企业伤害的承受力已经到了一个极点,所以只要有一点火星这个企业一定完蛋。富士康是台湾企业,如果是内地企业,影响会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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